今天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及鄉鎮凡高檔餐館主要顧客都是公款吃喝的。 壹般百姓沒錢進高檔餐館，私人老板也舍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黨政機關的大大小小官員們才有錢、有膽吃喝。 我期待與世界、經濟學界的專家們，中國官方認證的經濟學家如吳敬蓮們壹道對世界獨特的中國經濟進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從理論上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較為準確的描述。
到2001年為止，即使是家庭年均 收入遠遠高於全國普通大中城市的北京，購買壹套80平方米的中檔住房，也需要 付出38萬元人民幣，是家庭年均收入3.4 萬元的11倍。 而目前在中國大陸， 除了就業政策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公共政策比住房政策對民眾影響更大。 截至20 00年年底，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大陸民眾人均住房面積僅為 10.25平方米， 距離官方許諾的「小康水準」人均25平方米住房的差距還相 當大。 這方面的挫折和失望越多，民眾對改革的滿意程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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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壹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擺脫了的人民公社製度，農民們獲得了自主生產的權力，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 和欺詐偽劣，而中共權貴們則是依靠對權力和資源的雙重壟斷，是高高在上的受賄，是強權者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搶劫和瓜分，甚至就是“無本萬利”的坐享其成。
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汙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 康樂園樓齡 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 康樂園樓齡 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 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 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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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 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 康樂園樓齡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經濟過熱，因為它 完全是壹種政治規劃的結果。 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 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復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康樂園樓齡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 僚系統輸入的政治壓力，只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壹。 他們 的另外壹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 這個貫穿於改革 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壹個強大引擎。
- 在陡然面對國際 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 襯托得壹覽無余。
- 它既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釋了這個成功在同樣的政治約束條 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
- 那些對中國GD P成就津津樂道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常識。
-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體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經過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經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不法之財藏匿逃逸、銷贓洗白—變身合法資本殺回市場，橫掃鯨吞、控股壟斷社會財富的“資本變奏三部曲”。
從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 右的速度下降。 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壹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 降到了45.6%。 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 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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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 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 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
這讓 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歷朝歷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 康樂園樓齡 這種真相告訴我 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壹種新的面相在中國社會中 繁衍復制的。 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 面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 到中國壹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系具有多麼驚人的適應性。 我們這壹代人曾親眼目 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 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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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稅收是抽象的「國家利益」，在房地產商那裏獲取了利益的官員們對此睜只 眼閉只眼，並不積極追查。 房地產開發商繞過國家規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達10個，其中就包括城市中 的「危房改造」土地。 房地產開發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額「交易成本」後，為 了保持利潤，只能「從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壹就是想方設法降低拆遷 成本。 而各地的拆遷戶分散無助，加上各地主管拆遷的政府官員都是拆遷的隱蔽 受益者，自然毫無例外地為房地產開發商撐腰。 於是中國近十年來，城市拆遷戶 們在暴力拆遷過程中，紛紛失去安身之所。 據中國國家建設部統計，2002年1-8 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占28％。
這也是 為什麼在藥品市場、證券市場等領域有強制信息披露的原因。 完全可以說，在現 代市場經濟中，對信息的知情權作為壹種平等權利已經被普遍接受下來。 在這裏， 自由交易的權利已不再僅僅是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也包括了獲得充分信 息的權利。 而保障這種信息權利的，就是充分競爭的自由媒體和政府對某些特殊 行業的適度監管。 諷刺的是，在中國20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的官僚系統不 僅沒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監管責任，而且憑借對媒體的控制，成為了市場信息不折 不扣的操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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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 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 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 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 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 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 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 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 動了同壹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制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 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變。 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 制的壹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壹種稱謂。 但隨著 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 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 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 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為企業官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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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材料顯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 利潤率已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於銀行貸款利率。 1996年上半年，國家計委對上 海、北京等八省市2,586家企業虧損原因的調查顯示，造成企業虧損的宏觀管理因 素占9.2％，政策性因素為9.09％，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因素則占81.7％。 對這種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業，用非經濟手段實行「債權改股權」，從 實質上講，只不過是企業以出讓壹部份並無實際價值的「產權」為手段，將銀行 利潤亦即另壹部份國有資產的應有收益作為「暗貼」據為已有。 這樣雖可暫時 緩解企業的資金困難，卻並不能促使企業為提高資金回報率而作相應的努力，以 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
- 重慶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完全靠政府投資、重復建設，從來不考慮這投資有什麼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投資後，GDP增長了，官員從中吃了回扣，官員有了業績，官員有上繼續往上爬的資本。
- 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制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壹上來就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樓臺，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制頑疾。
- “所謂改革，其真正的目標，是讓政權更穩定，讓國家更強大，讓官員更富有，讓百姓更馴服。
- 至於中國房地產業的利潤，用行內人士的話來說是壹個 「秘密」，即壹個永遠也無法測知其深淺的財富「黑洞」。
- 所以，本文在談到通行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時，統統用“黨有企業”或“黨企”，“黨有資產”或“黨產”。
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 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 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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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 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 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
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沉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沉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 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蘇的可能。 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 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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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 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 中國官僚 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壹種巨大的體制性 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壹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 制。 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壹個舊靈魂是如何借助新 「肉身」而復活並繁殖的。 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 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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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 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 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 “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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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 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 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 康樂園樓齡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 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