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認為，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 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田飛龍今日（3日）在報章撰文表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論述愛國者客觀標準時，正確重述並肯定了鄧小平的「愛國三標準」，並結合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法理理解與治理實際進行了內涵更新。
- 「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有濃墨重彩的角色賦予，任何人做特首都必須以此為要務交出合格成績單。
- 如果有的話，可能蔡英文獲得了一些，美國也獲得了一些，但美國的利益收成馬上也被國安法之下的一些利益損失對沖掉了，甚至得不償失。
- 「就中央來講，回歸之後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沒有能夠完成，這種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課沒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國家安全。」他說。
- 「五十年不變」的真實含義不是所有的具體制度內容或規則不變，而是這場實驗的基本憲制秩序和取向不變。
- 否則香港也會走向民粹化、過度福利化，染上現在歐美社會出現的政治正確與民粹化的政治病理，反噬香港的活力與繁榮穩定。
- 這一關必須邁過去，香港的司法獨立才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國家法的常態和常軌。
非建制派的「政治心魔」一解，就像魔咒被破一樣，心智才會從容坦蕩，才能便可隨心正用。 「愛國者治港」的命運與「行政主導」差不多，都被香港反對派視為中央控制香港的話語符號和制度抓手。 與「行政主導」的有形而受困不同，「愛國者治港」甚至是無形和漂浮不定的，在香港管治體系中長期作為一個口頭符號而不是具體明確的政治標準和法律標準存在。 但這些靠着口號進入愛國者陣營的人，在關鍵的政治鬥爭場合就既沒有忠誠度，也沒有賢能素質了，甚至還有嚴重的「兩面派」傾向和危害性。 2016年立法會選舉出現港獨宣誓風波，人大釋法聚焦《基本法》宣誓條款（第104條），「愛國者治港」才有了初步的法律標準，之後的《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則將「愛國者治港」予以更為明確的法律化，並設定了專職機構資格審查委員會加以法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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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關與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價之後，在滿足與中國整體通關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 在中西之間，在抗疫大政治問題上，香港雖然面臨選擇困難和執行陣痛，但最終必須與國家共進退，這是長遠利益，也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 田飛龍警告，香港如果放任「共存」，社會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價，以及與內地長期無法通關的民生與戰略發展的長期代價。 抗疫風險的集中和社會壓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負責任地選擇「共存」。
香港在中西之間，在「歲月靜好」時坐收平台紅利，甚至以平台取代能力而歧視內地人群和國家體制，但在社會動亂或自然病毒流行期間又高度依賴國家保護和支持。 所謂「與病毒共存」不是什麼先進經驗和標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的自私本質。 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資產和話語霸權而已。 然而，「一國兩制」在延續香港與西方的「無縫對接」關係的條件下，注定要經受香港在中西之間的左右搖擺和艱難轉型。 田飛龍：香港在1997回歸的時候，整個國家處於一個非常不自信，同時改革開放比較單方面依賴香港、依賴西方的處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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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人對他們的政績表現評分，得有人來聽取香港民間的意見，民怨沸騰的一些官員，必須要接受中央的監督問責，有些就得下課、下台了。 田飛龍 通過這樣周全的制度元素的考量，這一次的改革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忠誠確認，而是一個指向賢能政治目標的一次真正的香港版的治理現代化改革。 但這還不是中央建立健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全部動作，北京將打出「組合拳」。 接下來會深入挖掘和清理香港社會之所以產生反中亂港勢力的社會土壤或文化土壤，所以未來的改革必然會指向香港的教育領域、公務員領域，以及社會文化領域，包括對媒體的監管等。 而且這次愛國者治港基本上回避了另一個領域，就是司法領域，涉及香港的司法獨立。 司法領域不是愛國者治港的豁免特區，但跟立法、行政領域有所不同，怎樣既維持香港普通法地位與司法獨立的原則，同時又使得香港司法能夠識別和有效地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需要有個新的制度平衡。
他們的破防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系，那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 而香港的「AO黨們」習慣於並信以為真地確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田飛龍 田飛龍 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香港的「AO黨們」仍然不以為然。 因為既然特首都說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貶義），其他政務官就更不可能是了。 他們仍然抱著只是「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對於「動態清零」只是照葫蘆畫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動執行，其結果只靠運氣，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盡快與西方「通關」，反正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與西方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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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明報》撰文就「『忠誠廢物』是怎樣製造的？」一疑問提出數個角度以作參考：「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容許和不鼓勵獨立思考」、「中共政治制度和規矩中的主子與奴才關係」、「中共的名韁利鎖令人甘於成為「忠誠廢物」」。 傳媒工作者曾志豪於明報撰文，指「愛國者治港，不要橡皮圖章，不要忠誠廢物」這些言論給建制派的生存敲響了警鐘，因為在反對聲音已經消失及泛民主派被大批整肅下，「忠誠」不再稀罕，只剩下「廢物」。 田飛龍（拼音：Tian Feilong，1983年4月28號—）係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江蘇漣水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反外國制裁法》，認為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重人道和人權代價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絕不是優選路徑。 香港社會有個人主義基因，也有社會自律和集體互助的東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與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他認為，港府現時採取的仍屬於常規應對措施，預期無法阻止病毒擴散及疫情升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緩解。 如果仍以「清零」為政策目標，就必須一方面動用特首的自治緊急權制定全員檢測、隔離、接種疫苗的防疫規例，另一方面正式請求中央全力援助，結合中央與全社會力量進行抗疫闖關。 當然，這些方面還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創新，也需要有相應的考核機制，着眼於人才隊伍的建設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自我塑造為「賢能愛國者」。 中共有自身的長處和經驗，一些合理的要素完全可以用於香港官員，而且這其實是真正打造一個強有力管治團隊普遍適用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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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嚴峻形勢預期將迫使港府作出決斷及引入中央大規模支援，在「一國兩制」範疇下打一場香港抗疫的翻身仗，凝聚全社會共識和力量一起闖關。 此關若過，「一國兩制」信心、對港府與中央的信任以及未來融入發展的前景將豁然開朗，空前提升。 所以抗疫是「一國兩制」的大政治，不是簡單的技術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對西方模式的迷思。
- 但這並不等於要求愛黨，因愛黨是黨員義務，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對共產黨是尊重而不是強制熱愛。
- 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2021年2月22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愛國者治港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從這一根本原則論斷出發，釋放的正是中央對「不愛國的民主」的批判與管控信號。
- 2021年3月3日，中央對港事務智囊的中國內地學者、北京航空大學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明報》撰文，題為《香港民主的新生》。
從非法佔中到反修例，民主的武器化用到了極致，向中央充分展現了香港民主與國家安全的對立性質及衝突強度。 一種「不愛國的民主」正在香港以狂飈突進的方式侵蝕「一國兩制」底線和制度安全。 這超出了「一國兩制」的初心範疇和制度極限，構成顛覆性政治風險。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 田飛龍 港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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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這顯示習近平新時代已經對「一國兩制」發展規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將「一國兩制」同國家戰略和體制的大變革緊密聯繫起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重大歷史性的轉型。 習近平執政之後，「一國重心」的重心也發生變化，這從香港回歸以來中央發表的兩份白皮書就能體現。 二○一四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制權」的關鍵概念，「這是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不可能提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個巨大轉折，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Now新聞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形容《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武器」，能依法保護中國的利益，而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2014年非法佔中，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第一次遭受嚴峻的挑戰，但基本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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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拆解論邏輯下，香港23條立法和國民教育這樣的國家性義務無法制度化，而佔中與反修例張揚的卻是一種以民主為武器的、反國家的制度戰爭，其最終結果是「一國兩制」的底線面臨洞穿風險。 田飛龍 事實上，在疫情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西方也有國家或城市嘗試過嚴格管控的「動態清零」政策，奈何民眾分化，政府無力，最終只能放棄。 堅持是最難的，放棄是簡單的，但西方政客的邏輯是，只要民眾理解和接受了所謂的「部分人淘汰」的代價，似乎無損於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權力的保有。
這才是這一次選舉制度改革的初衷以及完整的目標預期，這樣才能夠打造一支比以前更強有力的，既更忠誠又更有能力的管治團隊來精準回應和解決香港民生訴求及香港深層次的問題。 新香港需以「一國」為重心重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以「融合」為導向重構香港經濟結構與產業體系，以安全與發展為核心價值重構本地制度和政策體系，以民生和社會正義為重點重構政府責任和管治問責體系。 新香港，在管治上要全面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在社會團結與社會建設上要引導愛國認同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際地位和全球化角色上要凸顯與國家共進退的堅定、從容和智慧。 李家超成為正式人選並不意外，這與「港變三年」的安全治理思路密切相關。 但安全治理並不因為《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制度性完成而終結，恰恰相反，香港社會的安全法治及「愛國者治港」社會政治基礎的重構，才剛剛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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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23日)7時36分，有駕駛人士途經灣仔摩理臣山道時，發現一輛的士停在路上，一名女子坐在車頂、狀似瘋迷，擔心發生意外，於是報案求助。 該名女子其後脫去上衣，半身赤裸在附近徘徊，更一度衝出行車線。
既批香港本土派「學養不足，挾洋自重」，又批建制派有「忠誠廢物」。 香港回歸那年，他還是個十四歲的懵懂少年，對「東方之珠」充滿憧憬。 二○一四年，他首次赴港擔任訪問學者，由此與香港結緣，也目睹香港逐漸走向激進化和暴力化，最後迎來北京的重拳出手。 他說，「一國兩制」下半場正式開幕，中央對港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歷史性轉型。 中西方兩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系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內地「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港府在這方面存在決策和執行的失誤。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接受《星島》訪問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當中關於港澳的新論述構成了「一國兩制」理論非常重要的發展，其中關鍵一點是突出「一國」的中心地位和聚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