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北龍認為，對建制派而言，愛國者治港是提出了服務香港與國家的更高能力要求，尤其是對領導崗位提出了「堅定的愛國者」的升級要求，強調中央決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而是賢能的愛國者。 新冠疫情肆虐兩載，通關曙光時明時暗，根本原因在於香港在中西抗疫模式之間的左右搖擺和左右為難。 田飛龍 比較而言，「動態清零」是真正的全體人整體生存策略，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一個都不放棄，但陳義甚高，一般的民主政體無此能力，偏重個人主義的社會也無此自覺，故西方即便模仿中國的「動態清零」也不可能成功。 建制派最大的問題是能力危機，所以要提升能力，而非建制派最大的問題是忠誠問題，要變成忠誠反對派，忠誠中間派，在解決了愛國者這一底線標準問題之後，讓更多的香港各界人才進入管治體系，採取選賢任能的機制來激勵他們，包容他們，肯定他們。 這才是這一次選舉制度改革的初衷以及完整的目標預期，這樣才能夠打造一支比以前更強有力的，既更忠誠又更有能力的管治團隊來精準回應和解決香港民生訴求及香港深層次的問題。 新香港需以「一國」為重心重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以「融合」為導向重構香港經濟結構與產業體系，以安全與發展為核心價值重構本地制度和政策體系，以民生和社會正義為重點重構政府責任和管治問責體系。
- 2019年之後，「安全治理」成為香港管治的最重大主題，《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源出於此，而「愛國者治港」下的香港社會改造與「融合發展」下的「一國兩制」再造是下半場的主導治理工程。
- 那個時候香港地位高得不得了，這也造成了香港很多人習慣於俯視內地，對國家不夠尊重，甚至對「一國兩制」當中的一國缺乏深刻的理解與認同，就造成了對「一國兩制」內涵的很多誤解與誤會。
- 她是「一國兩制」從上半場轉入下半場的「危機特首」和「轉型特首」，無顯著進取之功，但有基本守護之績。
- 田飛龍：其實我本來出於善意，「忠誠的廢物」第一沒有點名任何個人，就一個現象來做出科學分析，第二是加以鞭策與激勵，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及時提示處在新的政治遊戲之下，從中央到香港市民會對他們有什麼樣不同的、更高的期待，是一個非常善意的引導，然後被某些人誤解。
- 李家超成為正式人選並不意外，這與「港變三年」的安全治理思路密切相關。
司法獨立並不意味着高度依賴外籍法官，《基本法》下的司法本地化是香港司法獨立、司法自治範疇內的應有之義。 這要求香港本地的法律人才承擔起司法管轄、司法治理的主體責任。 我們可以研究例如新加坡那樣的英國殖民地是如何實現司法本地化及如何從制度上加強金融中心地位的，借鑑有益經驗。 這一關必須邁過去，香港的司法獨立才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國家法的常態和常軌。 關於這些方面我覺得未來都會延伸觸及，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中央撥亂反正、建立一套「一國兩制」2.0版本的主要議題和作用點。
田飛龍: 疫情消息｜生產力局兩職員初步確診 九龍塘大樓暫停對外開放
理論學習，與內地的任職交流，以及更嚴格的幹部考核與競爭機制，理想信念與治理能力有機結合，不斷成長，這是「一國」所長，也是「兩制」（香港）所需。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認為她作為港英制度傳統下訓練成長的公務員精英代表，在理解和應對制度內普通管治任務時能夠做到專業化和有效執行，但在遭遇超出體制範疇的重大社會運動或外部干預時缺乏必要的知識和經驗加以應對。 在全球平等競賽中就好比中國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沒有道理逼著中國放棄行之有效的優勝模式。 而且隨著「清零」的經驗和執行機制的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架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支撐下，「清零」是可持續的，也是總體成本越來越低的。
擺脱西方迷思和依賴，探索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香港民主善治，激發愛國認同與發展新動能，重建和解團結的社會正義，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關鍵所在。 所以怎麼解決忠誠與賢能錯位，怎麼解決管治隊伍能力落差的問題，我覺得要從兩方面着手。 田飛龍 一方面就是建制派本身要加強政治人才的培養和建設，要意識到新的制度不是僅僅肯定他們的忠誠，給他們更多政治的舞台來展現，而是對他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危機感，要有競爭意識，要有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的能力上的一種更高的要求。
田飛龍: 田飛龍｜香港抗疫之難：在中西人道價值之間左右搖擺
田飛龍：其實這一系列的撥亂反正是中央對香港政治氣候變化所作出的「組合拳」式的理性反應，針對的正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和作為修例風波直接後果之一的2019年區議會選舉。 田飛龍 基於這兩點，中央認為原有的選舉制度存在漏洞，不足以防止反中亂港勢力奪權。 同時，在修例風波裏，中央也看到了香港的自治能力存在很大局限，香港議員和公務員難以擔當起「愛國者治港」的政治責任，缺乏擔當，不敢鬥爭，不敢堅持原則立場。 田飛龍 所以在香港亂局的刺激下，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制度體制進行了重新思考和積極修補。
中環九記牛腩，向來名人客眾，陳奕迅、梁朝偉、何超蓮等亦是其座上客，加上有米芝蓮推介加持，向來深得內地遊客歡迎。 近月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生意再度火紅起來，即時到晚上8時，門外仍人龍不絕。 田飛龍 不過，日前就在從上海來港的網友，在小紅書炮轟九記牛腩「又貴又難吃」。 她是「一國兩制」從上半場轉入下半場的「危機特首」和「轉型特首」，無顯著進取之功，但有基本守護之績。 多次受邀作為嘉賓參與CGTN（央視外語台）、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河北衞視、深圳衞視、海峽之聲電台等電視電台媒體的採訪與對話節目。
田飛龍: 香港抗疫遇大考驗 田飛龍：治港者缺乏為民情懷
這是對「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的歷史性考驗，是大政治和大方向問題。 香港不能輕率和僥倖地企圖躺平，「共存」不僅是抗疫失敗，更是民生困頓以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的決定性失敗。 「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開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樣的失敗及其長期代價。 面對Omicron在社區爆發，香港社會更加噤若寒蟬，港府威信持續下降，社會恐慌情緒上升，在「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兩極之間的搖擺和為難情緒不斷攀升。 香港已有官方和民間輿論給「病毒共存」吹風和呼籲，但「動態清零」作為政治正確的抗疫路線一時不可能改變。 田飛龍 因為，如果終止「動態清零」，香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最終只能與「西方」通關，而不可能與「內地」通關。
- 不過，日前就在從上海來港的網友，在小紅書炮轟九記牛腩「又貴又難吃」。
- 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
- 香港抗疫模式對內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學習、借鑒和參照，在前四輪疫情有值得肯定的成績，並一度接近與內地「通關」的標準，但非常遺憾功虧一簣。
- 在這期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一句「忠誠的廢物」如同當頭棒喝，引發軒然大波。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是近年冒起的北京涉港青年學者，也是辭鋒犀利的名嘴。
- 27歲奧利基今季以自由身加盟AC米蘭，但表現平平，於各項賽事合共上陣21場，僅入2球。
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而言，安全治理的目的在於促成團結、有效的發展。 故李家超的使命，首要當然是安全，但指向仍然是發展，特別是香港要繼續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服務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及大灣區高端服務業發展，同時促成香港自身經濟結構有效轉型和各階層普遍受益。 而且，有關香港特區政府機構改革和「北部都會區」的戰略規劃，他大概率是要接力推進的。 「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有濃墨重彩的角色賦予，任何人做特首都必須以此為要務交出合格成績單。 因此，「硬特首」也要有「軟治理」和「大發展」，才能符合中央和香港社會的共同期待。 從最小成本和最低管治風險來看，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長期執行的政策路線就是尊重甚至放任香港高度自治，對自身權力高度節制。
田飛龍: 疫情資訊｜確診輕症者留家點處理？染疫自救方法一帖睇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制度基礎與價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 「一國兩制」儘管經歷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頂層改制，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蓋，但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制度穿透力畢竟有限和滯後，特別是在社會人心和公務員心智中很難講已經扎根。 各種社會性與程序性的「軟抵抗」是存在的，輕則敷衍了事，重則有意為之。
他們仍然抱著只是「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對於「動態清零」只是照葫蘆畫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動執行，其結果只靠運氣，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盡快與西方「通關」，反正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與西方更緊密。 至於「一國兩制」換的活法，就是使得香港社會嚴肅思考什麼叫一國？ 説實話，「一國兩制」原來的活法本身也是半死不活，因為井水不犯河水是兩張皮，原來的那種活法不過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方式而已，它不是一個「一國兩制」真正有機的生命展現。 所以換一種活法是「一國兩制」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和有機體，使香港無論在中國與西方處於什麼樣的合作或衝突關係當中，香港始終與國家站在一起，始終與國家共進退，與國家之間是同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 而這樣的有機體和共同體建構，只有中央才能承擔責任，香港是既無這樣的意願，也無這樣的能力，甚至沒有這樣的權限去對「一國兩制」進行整合。 這是中央從「一國兩制」完整性的角度，引入了一國的維度，使香港的民主選舉真正落實到「一國兩制」框架裏面，均衡參與，避免過分地方化。
田飛龍: 回歸25｜警方連日高度戒備 灣仔會展一帶設水馬陣佈防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2014年非法佔中，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第一次遭受嚴峻的挑戰，但基本站穩腳跟。 2019年修例風波，全港性大暴亂，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漏洞全然暴露，國家安全與法治權威性降至極其危險的境地。
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憲法理論概念，用以解釋美國憲法史上的建國時刻、內戰時刻、新政時刻、民權革命時刻的憲法創制與變遷。 而此次中央在國家安全與選舉安全領域的制度重構，行使的正是憲法賦予的「一國兩制」制度創制權，因而不是既往的小修小補，而是結構性、系統性的制度變革，是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豐富發展。 夏寶龍主任提出的愛國者新內涵與新標準，是對鄧小平標準的正確運用與時代發展，就是立足於「一國兩制」的完整性而賦予愛國者以清晰可辨的道德內涵和制度邊界。 因此，愛國者客觀標準是一種法理和制度上的「整合論」，是對黨、國家、政府、人民這些關鍵性法權要素的整合性理解，由此奠定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愛國者人格及政治理論範式。 通過豐富發展鄧小平標準，以整合論超越拆解論，國家在香港社會的形象、權威、權力與保護性功能將前所未有地有血有肉，可感可親，愛國也就有了具體的對象和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