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左氏，六國時人，非《論語》之丘明；雜采諸書，多不可信。 經學歷史 《公》、《穀》口授，子夏所傳；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 惟《三傳》自古各自為說，無兼采《三傳》以成一書者；是開通學之途，背顓門之法矣。
《王制》在赧王之後，說本鄭君；《周官》為六國之書，論原何氏。 凡今古學之兩大派，皆魯東家之三四傳。 《王制》為今學大宗，《周官》為古學大宗。 鄭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為殷制，《周官》為周制，調停其說。
經學歷史: 經學流派
宋仁宗始復明經科，神宗變帖經為墨義。 貼經之記誦屬實，非數年不為功；墨義之文字蹈空，即一時可猝辦。 經學歷史 唐時帖括全寫註疏，議者病其不能通經。 權德輿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 蘇軾以為黃茅白葦，徐禧言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
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說：「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胡適因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 古代經書的權威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民國二十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經學歷史 最後還須附帶說明的，就是︰關于經學的分派，前人有采二派說的，有采四派說的，我個人覺得都不盡妥善。 二派說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代表；它以為︰“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 ”其後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阮元《國史儒林傳序》都取這說。 其實他們所謂“漢學”，是專指東漢古文學，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
經學歷史: 孔子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七課 孔之弟子之傳經（下）》，「惟秦代之時，禁民間私習《六經》，故焚書坑儒舍《易》而外，惟《易經》未毀。」（頁26）。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二課 經字之定義》，「經書之文奇偶相生，聲韻相協，以便記誦。而藻繪成章，有參伍錯綜之觀。古人見經文多文言也，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建之用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頁8）。 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獨抱遺經，有功後學者。 16 墨子之引《書傳》，每異孔門；呂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 其時九流競勝，諸子爭鳴；雖有古籍留遺，並非尼山手訂。 引《書》間出百篇之外，引《詩》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臚為異聞，不當執証經義。
- 宣帝時蓋寬饒奏事引《韓氏易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被劾大逆不道，自殺（《漢書》卷七十七《蓋寬饒傳》）。
- 古文學中有成就之人甚多，僅舉數例：衞宏注毛詩，序中對詩經的藝術分析直到當代尚且具有巨大價值，再如人所共知的神滅論，其濫觴也是古文家桓譚的唯物思想。
- 而早在一四九四年，希伯來文舊約也已出版。
- 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己意，實本三家。
- 這二千多年中，經部書籍，因為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系，只就量說，也可以配得說「汗牛充棟」。
- 為「重建經學」搖旗呐喊的學人有一個共識：經學體系的瓦解，使得各門學科各行其是，學科之間壁壘深嚴，這樣就無法把握到那個統一之「道」，更有甚者，無法認識中國之為中國的根本特質。
而皮氏在《經學歷史》篇章內容之編排，將孔子定《六經》一章稱之為《經學開闢時代》，亦可見皮氏認為孔子刪定《六經》之時即經學之始。 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 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 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 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慮者，當豫絕其萌，而不可輕開其端矣。
經學歷史: 經學歷史－四部刊要
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古今文字而言。 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 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 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説文解字》將“經”訓為“織”，段玉裁注為“縱線”，以此引申為穿訂書冊的線，進而指書籍。 1961年新的大學圖書館落成，馮平山圖書館的中文藏書遷往該處，原有建築物改作展覽中國藝術文物之用，易名「馮平山博物館」，1964年1月31日向公眾開放。 1994年，馮平山博物館再易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6年增建新翼（徐展堂樓最底三層）。 這所博物館始自1953年，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 大樓於1931年9月28日由當時之總督貝璐（William Peel）揭幕，鄧志昂出席典禮，其子鄧肇堅代為致詞，概述中文學院興建原委。 大樓高三層，左右對稱，以簡潔為主，但添加少許古典特色。
經學歷史: 放牛吃草 家庭教育要負責 蔡筱穎 2005.11.09 中國時報
因此，從時間跨度來講，《經學歷史》一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 皮錫瑞之所以要將經學之開闢繫於孔子一人，是因為唯其如此，方能賦予群經以內在一致的一統經義。 孔子既不得其位，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只能存於六經，以待後世。 這一過程，表現在《經學歷史》的章節編次上，就是以孔子刪定六經為「經學開闢時代」第一，七十子後學傳經為「經學流傳時代」第二，武帝尊儒為「經學昌明時代」第三，元成至後漢為「經學極盛時代」第四。 一言以蔽之，就是經學終於與王朝政治相結合，形成經學政治。 然而，皮錫瑞以前的歷代學者，他們對經學的論述都還稱不上一部“經學史”，他們也沒有用“經學歷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確意識。
《儀禮》有今古文之別；鄭註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 鄭以《古論語》校《魯論》，見《經典釋文》，云：「魯讀某為某，今從古。」《孝經》古孔氏，許慎嘗遣子沖上《說文》，並上其古文說。 隋劉炫偽作《古文孝經》，唐、宋人多惑之。 淺人但見古文二字，即為所震，不敢置議，不知前漢經師並不信古文也。 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所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增設弟子員，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日益興盛。 漢朝也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儒生通過自身實踐，並藉以官學私學教育，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在普通民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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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那種非常理性化的整理，是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之後的事情，古文經所保留的大量有關巫覡活動的記載正是材料可信的依據。 本田成之借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而發揮道：“換言之無妨說‘六經皆巫也’。 漢末鄭玄遍注羣經，雜用今古，混亂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來不解經的古文學派的經解也經“學”系統，後又加魏王肅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無從找尋，所以皮氏定魏晉時期為經學中衰時期。 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劉歆創通古文，衛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說，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 今學以古學為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為「黨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理學家在繼承魏晉玄學宇宙本體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傳統儒學更加理論化。 這對于強化中華民族的邏輯思辨能力，拓展傳統儒學的學術內涵都具有了無可替代的積極意義。 而《經學歷史》僅以 經學歷史 “空談義理則無用”而否定之，不免顯示出濃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評價也就武斷。 其實，朱熹強分《大學》”經”、”傳”，學界早有此說，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顯失公允。
經學歷史: 歷史中的修辭-從荷馬史詩到兩漢經學
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 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 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 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科舉法甚陋。
以前所學古文的東西更多從課本得來，並不太深而且注釋欠豐，不過就是這寥寥幾筆注釋隱約透露初出了古代文化的影子。 更何况古文部分在考試裏也就占不大的分量，所以學好學壞沒有本質的差距。 由此看出傳統文化的立身也就在那幾篇課文和一些好奇心頗重的人的想像中。
經學歷史: 孔子刪定的《六經》如何成了《十三經》(圖)
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 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 如周之靈臺，漢時猶在，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 若古禮之不宜於今者：郊禘一歲屢行，天子難於親出；宗廟四代選毀，人情必疑不安。 後世天則每歲一郊，祖則同堂異室，此皆不必強摹古禮，亦不必以古禮為非，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三代之典禮，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
中世紀時期的釋經學解釋了理論的精確度，持續到現時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理論涵蓋了聖經的文字與歷史、寓意、末世論及倫理的意義。 最初儒家的經典為「六經」，就是孔子所說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經學歷史 說到近代研究中國經學史的著作，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無疑是學界最為熟悉的一種。
經學歷史: 研究
經學，當然指註解經書的學問，所以言及“經學”，首先要明確“經”是什麼。 《說文解字》將“經”訓為“織”，段玉裁注為“縱線”，以此引申為穿訂書冊的線，進而指書籍。 東漢末年，政治動盪，鄭玄拋開政治抱負，一心為學，其人品得到了歷代儒生的高度讚譽，而其學術成果更是輝煌，今傳十三經注疏，直接、間接取鄭玄注者達七種，堪稱冠絕古今。 《詩》有齊魯韓三家，《書》由伏生所傳，《禮》由高唐生所傳，《春秋》中，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各家都各有特點，在此不做大量展開，僅以《春秋》為例，齊學的公羊傳求變，重法，可以説是重視霸道，而魯學穀梁則重視宗法論理，可稱重視王道。 經學，是指註解經書的學問，所以言及“經學”，首先要明確“經”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