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 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 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以消費特征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市場化粗略的劃分 為三個階段。 第壹波是農產品以及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農 村改革時期。 第二波則是以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 的城市改革時期。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五 大眾財務分店 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參照前蘇聯共產黨的經濟模式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計劃經濟體製。 在城市大搞公私合營運動，變私有製為公有製，強行將民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 被剝奪資產的工商階層沒有了經營權力，企業家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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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中國城市，是活不下去的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的管控，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不是中國共產黨自我吹噓得那樣，是他們推動了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中國改革四十幾年，政治體製未改，經濟體製改革是壹部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發展和被中國共產黨打壓史，是壹部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史。 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共產黨無恥地宣稱，是他們的領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交易私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共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 政治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製度互為依存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與暴力社會主義黨國專製製度合為壹體的。 資本主義經濟是民有經濟，不受政府管控，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黨管經濟”。
只有這種力度的抽取，才能夠滿足新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在 政績和個人財富兩方面同時膨脹起來的欲望。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官僚體系 顯然更多了壹種抽取民間財富的激勵。 作為中國的政治邊緣和社會底層，中國農 民是離官僚體系決策過程距離最為遙遠的壹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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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革前相比，現在這種縱向結構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有壹點應該註意 的是，與改革前相比，這三根水泵所置於的社會環境已經迥然不同。 改革之後， 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存量已經與改革前完 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意味著，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當穩定的財富來源。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事實上處於 某種懸置狀態。
- 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
- 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
- 「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壹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 住壹世。
- 當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吶喊。
- 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 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 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
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 從1991開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國的所謂「外商投資熱」，其真相就是外商對 商品住宅樓宇、別墅、寫字樓和通用廠房的投資迅速擴張。 據估計，中國在20世 紀90年代上半期開放房地產市場所吸納的外資，占了「引進外資」總額的90％左 右。 大眾財務分店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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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建設部部長侯捷在報上公開 介紹，在中國投資房地產業利潤率大大高過國際水平，也高於發達國家。 國際上 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基本上是6-8％，但中國國內房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不低於 30％，即使近年市場很不景氣，也在20-25％左右，連利潤率最低的安居工程， 也有15％左右的利潤，大大高於壹般產業的利潤水平。 由於中國政府任由股市的腐敗與投機行為泛濫下去，使中國股市成為 壹個政府「坐莊」的超級大賭場，最後不僅賭掉了國家信譽，還使中國股市瀕臨 死亡。 大眾財務分店 股票雖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 值總額僅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近 萬億。
由於職業分際在改革 之後是個人地位變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曾經非常強烈的階級意識被壹種 朦朧的職業歸屬所取代。 人們不再用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來解釋自己在改革中的 命運，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職業來解釋這種變化。 不過，與這種趨勢同時發生但 顯然更加強烈的趨勢則是壹種無助感。 在切斷了與政權的傳統聯系，而官辦工會 完全成為擺設的情況下，中國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漸被切割成壹個個分離和 孤獨的個體，基本上失去了與集團、與社會的制度性聯系。 中國工人這種自我認同的消解和危機與中國社會的碎片化趨勢是壹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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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 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 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 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
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制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壹上來就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樓臺，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制頑疾。 經過十年的積蓄和醞釀，憤怒的熔巖終究以“廣場革命”的極端方式爆發了。 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麼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嚴重的下滑。 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監督權，那麼中國的公款消費就會大幅度下降，隨意投資行為將得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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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 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 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
在廠長、經理們還是「官員」、政企還未分 開的利益機制牽引下，「經營領導」和領導還會被「經營」，就成了中國國有企 業所有頑癥的根源。 因為被「經營」的領導往往憑關系親疏、個人好惡來選拔企 業經營者，不幸的是企業的利益和往往和官員們的私人利益相背離，其結果就是 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機」，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 可以 說，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企業無上級」，即企業經營 者的產生機制問題，就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 －－「企業的主人」即股東們既未成為企業真正意義上的 「主人」，關心的 也不是企業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場上轉手之後可獲得的差價。 「企業的最高權 力機構」股東大會除了在制定分紅方案時起點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選舉企業董事 會成員方面，事實上並未享有應有的權力。 而且董事會成員往往由公司原經營班子和幾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 組成，董事長、總經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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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 大眾財務分店 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 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 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 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
對 這種情況，有人誇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 無限量 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湧入中國的壹個重要原因。 到2002年中國 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壹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壹。 90年代 中期之後，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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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1987年7月，鄧小平講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 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壹，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 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 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程度奇高但很不賺錢的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 大眾財務分店 被這種金融和財政格局逼出來的。 不過，在新世紀之後，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 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壹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 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於間接的獲得了銀行 的配置權。 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 融配置權力的沖動，幾乎又壹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沖突。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 從理論 上講，中國的市場是壹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壹個被嵌入在全能 政治國家中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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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 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 大眾財務分店 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 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麼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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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 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 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 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 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 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 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官僚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 以及官僚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 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壹理由，就是拉動 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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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啟市場 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面前。 與 大眾財務分店 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跡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 如果說1979年之 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麼1992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偽市場化」 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偽市場」的雙重剝奪。 自1992年以 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 （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 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壹點）有外國 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 民黨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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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 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 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 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 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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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債還錢本是市場 經濟的基本法則，但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根本不遵守這壹遊戲規則， 日積月累，不但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此付出高昂代價，還給中國金融系統深 種禍根。 據公布的有關資料，中國銀行的自有資產僅占全部資產的7.02％左右， 負債率高達90％以上。 有人主張將銀行債務變成股權，這個主意之 糟糕，就在於設計者沒有想到這壹提議無異於飲鴆止渴。
壹個小小的縣政府，居然公開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萬元的公務煙！ 全國幾千個縣級機關，再加上鄉鎮機關、市級機關、省級機關、中央機關，全國壹年公務煙保守估算也有兩千億元！ 幾年前，全國的高檔煙僅“中華”、“玉溪”兩個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條。 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煙草公司動輒搞出壹、兩千元壹條的高檔煙，專供公款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