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他們的大目標都是放在所謂「內聖之學」上。 至於今天卻不同了，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好讓所有人在這社會中都能充分貢獻他的創造力量，以繼續創建新的合理社會。 在西方傳統的學問，是很有力量去創建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的（有活力也是一種合理），而中國傳統的學問，卻長於教人去判斷怎樣才是根本合理。 我們今天面臨的爭端可能是：該先建立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以提供人類發揮道德創造力的優良環境呢？
台北市長蔣萬安參加二二八追思紀念會，在致詞時現場突然闖入一群自稱由大學生組成的團體「無力者」，怒喊「殺人凶手，下跪道歉」使得場面一度混亂，現在團體成員在網路上也被起底，網路上就有人爆料成員之一的陳彥廷… 我的是楊祖漢：《當代儒學思辨錄》，鵝湖出版，1998。 為駁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文而買，ISBN被此書佔據了。 岑先生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弟子，中西哲學均專長，是一位全面性的學者，思考力可能是他們那一代中最強的。 一九七五年，与曾昭旭、王邦雄、杨祖汉等师友，共同创办《鹅湖月刊》。 心既无形影，自然无从直接、着实下工夫使之正，意是心之所发，有形影，才是着实下工夫之地，因此，在修养工夫的历程中，诚意是在正心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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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的主张不仅在解释效力上较 “矫正”说为优越，而且更能切近与契合孔子思想的本义，并凸显出孔子的“直”道与叶公的“直躬”之道的差异，传达出孔子的机敏、智慧与深刻。 由此看来， 孔子的“直在其中”的“直”，无疑包含着保护、维护父子间亲情的精神之义。 然而，对孔子来说，父子间的亲情与社会正义的正直公平的精神是不能违背、对立与冲突的。 只要损害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就都有失孔子“仁”之道的旨趣。 因此，孔子的“直”，当然就不是父子之间互“不称扬”对方的过失或罪行之义了。
陽明對《大學》的詮釋與朱子相異，對《孟子》的詮釋上也自有見解，如「盡其心者章」，朱子為了配合自己的《大學》系統詮釋，故將盡心與知性的順序倒看，將《大學》的知言、養氣解為二個工夫。 然陽明以《中庸》的「生知安行」等等詮釋《孟子》，以致良知通貫於知言養氣、毋忘毋助之說，也通貫於格致誠正。 接著，蔡教授以「義內或義外」、「心理為一或為二」、「性是理還是氣」、「性是善還是無善惡」等五點，視為朱、王詮釋孟學上最大的差異。 岑溢成教授，一九五二年生，原居香港，大學時負笈臺灣，畢業於國立臺»師範大學阈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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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顾之文从《说文句读》转引《增韵》“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栝”之说，断定“隱”（隐）的本意是“揉曲”，“即是将直变为曲，而不是将曲变为直”，不仅是误解，不能成为证据，而且是成为反证了。 因为根据上引王筠对于“隱”的解释可知，“隱”（隐）与“栝”乃同义词。 王筠引述此语，乃是作为反例，即是当作靶子来批评的。 ”意思是说，《增韵》将“櫽括”分为“隱”与“栝”二义来做解释，违背了许慎《说文》中的初衷。
- 如若这一理解与解释成立，那么孔子必然否定社会的正义与人之为人的正直美德，成为一偏的亲情至上的保护主义者；如若不然，那么孔子的思想必然是自相矛盾的。
- 陳教授認為念菴雖汲汲於修正雙江的歸寂，而提出「收攝保聚」、知止、知幾等義理，仍無法脫離聶雙江「超越的體證」的型態。
- 台湾学者岑溢成先生，也是从一种“人类情感状态” 论的观点出发，并受到黄玉顺《恻隐之“隐”考论》一文将“隐”训解为“痛心、伤痛乃至病痛的意思”的启发，以训诂解此“隐”为痛惜（包括爱惜）之情。
- 前者基本上為陽明致良知的教法，以本體即工夫。
- 这一节正面申述诚意自的可见的功效，作为整章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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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以《訓詁學與清儒訓詁方法》獲香港新亞硏究所博士學位。 在臺、港二地，先後受教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劉述先、戴璉璋等名師。 一九七五年，與曾昭旭、王邦雄、楊祖漢等師友，共同創辦《鹅湖月刊》。 一九八六年，獲聘至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服務至二〇一七年八月退休。
岑溢成: 孔子，儒学与儒家学派
如果孔子的思想真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何来的“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又如何能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大思想家的地位呢？ 按照这一解释，我们无法读通《论语》，也不可能领略与把握孔子思想的真髓。 岑溢成 笔者认为，理解与解释“直在其中”之“直”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回到”孔叶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仿佛作为理解者的我们本身也是“在场者”。 知人论世的传统与老生常谈，仍然有助于我们敲开孔叶对话的大门，合理地理解与解释“直”的基本真义，进而解开孔子“父子相隐”本来的真义。
我們決不可誤以為朱陸當時是由於各逞意氣，互相抹煞，才不歡而散的；我們毋寧認為朱陸本著他們的學術良心，不肯苟且地息事寧人，才畢竟分道揚鑣的。 或者可以說，他們的不相知，正反映著人類智識的有限性，然而，他們論學的認真坦誠與互相敬重的風範，已經很令人欽仰了。 前兩句為自己辯解，是說學問本來是累積成功的，不是一時高興的胡亂產品，所以須要研究培養才能愈加精鍊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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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并非以西方知识论比配朱子学说，而是为行文清楚而不得已举之。 朱子注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在孟子而言，恻隐是心，在朱子而言，恻隐是情，而朱子如何自圆其说？ 其认为，因为“心统性情”，故虽恻隐为情，但因心能统御之，故可言恻隐之心。
以上述之“隐”义，去理解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思想命题，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孔子的“直”或“直道”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隐庇、隐瞒或不称扬对方的过失（或罪恶）。 如此一来，就必然要将孔子的“直”与叶公的“直躬”根本对立起来了。 如若这一理解与解释成立，那么孔子必然否定社会的正义与人之为人的正直美德，成为一偏的亲情至上的保护主义者；如若不然，那么孔子的思想必然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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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三十三条，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第71页。 在朱子的先知后行的设计中，知后还要意诚，始可，朱子言：“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未有实。 牟宗三言：“南渡后，龟山在闽再传而得此人……于中和问题，朱子自谓延平当时论此最详。 ……朱子自己用心时，却又走向继承伊川之纠结而前进。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30页。 岑溢成教授言：“在形式方面，格物之物是物有本末之物；在内容方面，物有本末之物指身家国天下为一物之物，而身为此一物之本。 这样，便会使自己的“意”不能真实无妄地依理而发；这就是自欺。 人遇到难受的臭味时，很自然地会感到讨厌，遇见美好的事物时自然会有喜乐之情。
岑溢成: 中國哲學史 下 /王邦雄/ 岑溢成/ 楊祖漢/ 高柏園 誠品eslite
不過，依漸教修法，再怎麼對治所達到的也應該是道德型態，為善去惡的工夫與觀照型態的本體並不相應。 “知言，然后能养气”；“孟子论浩然之气一段，紧要全在‘知言’上。 所以《大学》许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养气，虽是两事，其实相关，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类。 ”参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二“问夫子加齐之卿”章，《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08页。 以上都证明朱子把知言比配于《大学》的格物致知。 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船山认物当释为事，指人面对万物应该如何处之得当的意思。 从“小人闲居为不善”到“其严乎”可视作这一章的第二节。 这一节从反面申述小人自欺的极弊，以显诚意慎独的重要。 岑溢成 但一旦遇见德行修整的君子，竟会表现出躲躲藏藏的样子，把恶行收敛掩藏起来，装出行善的外貌。 这种异常的举动，正显出其是非羞恶之心，固未尝完全泯灭；只是他一向自欺，胡作妄为，无所不至。
岑溢成: 中國哲學史 上下冊 王邦雄 二手書
那么，孔子如何做到父子间的亲情与社会正义的正直公平的精神之间不发生对立或冲突的呢？ 这一观点不仅把情理分开，而且将“立足于社会道义的公正、正直”与“本然亲情的真诚、率直”对立起来，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结果他们所主张的“情感”论，在实质上就成了冯、李在同一问题上“情感”说的翻版。 其实，“‘直’仅仅是一种基于本然亲情的真诚、率直”情感之论，与刘清平所谓的儒家伦理是“血亲情理”⑨ 说，非常接近。
- 若东海巨鱼，南山玄豹，邻穴之蚁，远浦之苹，虽天下至圣，亦无所庸施其功。
- 所收书目是经史子集中的经典著作，以专业版本为核校底本，约请业内专家进行注释和翻译。
- 孔子与叶公的这一对话，就突出与显现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二难问题。
- ”⑤ 然而，这里没有讲清楚，“直”在何种意义上为社会公德，在何种意义上为“宗教性私德”，以及二者之间是如何冲突的，并且如何解决这一冲突。
- 2.我們不僅未有宗教組織、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的經費補助，也自覺的要讓「鵝湖」與各政團流派區隔開來，保持超然的學術立場，本著學人的知識良心，對國事天下事發言。
- 如果以为仅仅从文字训诂所得出“隐”的这些涵义，就能解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
- 虽鸟兽草木之生，仅得形气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贯通全体。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以及叶公都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 在这一故事中，“直躬”就常常被当作人名来理解。 实际上，将“直躬”作为人名活用于具体生动的故事中，已颇类似于《庄子》中的寓言了。 根据孔叶对话的原文来看，笔者以为前一个意义更能切近对话的原旨。 因为这则对话是围绕“直”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所以，为了与叶公强调的“直躬”相区别，孔子只言“直”，而不言“直躬”。
岑溢成: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十辑…
只有使用四十九根而不用五十或五十五根蓍草，經過三次「四營」的處理（即所謂「三變」），才可能得出來七、八、九，六之數，才能定爻成卦，以進行占筮。 必须看到，孔子之所以提出和开说“直”的问题，完全是由叶公所提出的“直躬”这一问题所规定与逼使的，而不是无缘无故提出的。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合理与有效地确定，孔子的“直在其中”之“直”的真实含义。
岑溢成: 王弼「大衍義」與象數(岑溢成)
在《周易‧王弼注》的比較古老的版本裡，除了九卷注解之外，還附有一卷王弼有關《周易》的通論，即所謂《周易略例》。 於是，這部篇幅不長的通論，就成為了解王弼《易》學思想的主要依據。 然而，在注文和《周易略例》之外，王弼還有一些有關《周易》經傳的觀點，在其他注家的引文中保存了下來。
岑溢成: 登入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1975年與曾昭旭等人創辦《鵝湖月刊》，起初唐君毅、牟宗三並未參與，而創刊的目的，主要在於對師大國文系的學風進行反省，直至後來唐、牟的教學重心從香港轉至臺灣，才加深了新儒家與《鵝湖》的連結。 朱子言：“盖所谓性者，无一物之不得，故所谓道者，不假人为而无所不周。 虽鸟兽草木之生，仅得形气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贯通全体。 ”（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岑溢成: 岑溢成 專任教師
1.自創刊迄今，已歷近四十年之久，每月出刊從未間斷，在國內思想性的刊物，一枝獨秀，完全依靠讀者的訂閱來支持。 長久以來，編審未有工作津貼， 岑溢成 撰稿未有稿費，依據文化理想與道義擔當，一路走來，此中艱辛，實不足為 外人道。 只要承認《周易》有占筮的性質或功用，就一定會承認定爻立卦是占筮的首要工作。 在這方面，王弼及他以前的《易》學家並沒有發生甚麼爭論。 〈繫辭〉這段文字所敘述的，主要是如何運用四十九根蓍草來定爻立卦，對於「大衍之數」的來源，並沒有甚麼說明。 除了說明「四營」的具體做法之外，這段文字還強調了每一個步驟的象徵意義：「分二」象徵太極生兩儀，「掛一」以象徵三才，「揲四」以象徵「四時」，「歸扐」以象徵「置閏」。
由于其中“隐”字的真切之义，长期以来隐晦不明而被误解、错解，以致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被欲“捣毁”儒学的人所肆意利用，致使孔子蒙受不白之冤。 博士候選人賴柯助則撰寫〈朱子「心」之意涵新詮：從「人心道心」說來論〉，旨在說明朱子的「心」之「知覺 」，並非僅是認知心，並從朱子論述反省活動出發，論證知覺具有反省能力，以及說明以認知心詮釋道心所帶來的理論困境。 最後再從朱子系統內部說明道心是反省心，並得出結論，認為心具有「認知」與「反省」的能力，兩者缺一不可，認知心屬於知識上的判斷能力，反省心則為道德上的判斷，因此道心能夠在反省後依據「性理」作為道德判斷，給出行為準則，故心是自主、自決的。 徐一智教授的論文為〈儒佛會通與歸《易》——從覺浪道盛〈麗化說〉試析明末清初佛教思想的轉變〉，分析明代遺民覺浪道盛〈麗化說〉一文的內容及思想特點。 文章首先述及覺浪道盛的生平與〈麗化說〉的撰寫過程，試圖從中釐清覺浪道盛的思想特質。 道盛提出三教會同的主張，然而思想的中心仍以佛教為主，試圖以會通佛儒的方式集大成，用《易經》作為會通佛、儒思想最主要的媒介，闡揚《易經》大用的思想，重新定位周、孔面目，銜接儒、佛二家關係，引起儒者的注意。
如果将“直躬”作人名解，则不仅在语句与文意上皆十分勉强，而且“而子证之”的“子”就只能改为“之”（他）或“直躬”，否则，便成为多余的赘字。 如此看来，问题的主要关键，就落在了孔子所说的“直”这一边了。 康珮教授則以〈《金瓶梅》的家庭敘事與儒家倫理〉為題，透過西門慶、吳月娘賢妻、潘金蓮妒婦等等的形象，以當時社會背景的因素與條件，重新檢視《金瓶梅》一書中所呈現的家庭環境與倫理。
但無論那一面，我們都同樣需要以真誠的學術良心去忠於所學的賢者。 而且，我們也已經開始需要作融會雙方的努力──縱然這努力在眼前看來像是沒有結果，縱然成熟的結果可能要等若干百年。 尤其，我們都需要有尊己容人，互相同情敬重的論學風範。
若东海巨鱼，南山玄豹，邻穴之蚁，远浦之苹，虽天下至圣，亦无所庸施其功。 即在父子君臣之间，而不王不禘，亲尽则祧，礼衰则去，位卑则言不及高。 要于志可动气、气可动志者尽其诚，而非于不相及之地，为之燮理。 故理一分殊，自行于仁至义尽之中，何事撤去藩篱，混人物于一性哉？ 船山在此反对朱子以人、物之性混而为一，且视物为万物，而不只是事物。
湯用彤認為王弼之說，「立論極精，掃除象數之支離，而對於後世之易學並有至深之影響，誠中華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緣也。」（《湯集》，頁二四六～七）就王弼的「大衍義」而言，湯用彤這兩項評論都是有問題的。 在“本源性的情感”层面上，“隐”是“无私的表现”，因此是“直”；但在刑法的观念层级上，“隐”是“某种‘自私’的表现”，那么“本源性的情感”层面与刑法的观念层级之间是什么关系？ 虽然作者没有交代清楚，但是不难设想，如果二者之间不相通，那么“本源性的情感”层面上的“隐”的“无私”是不能落实的。 作者认为“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乃是‘直’的问题，也就是本源性的情感问题，而不是什么伦理、法律的问题” ，这一看法与李泽厚的观点略相近 ，但是已经跳离了孔叶对话的中心和主题，更何况“本源性的情感”怎么能限于父子亲情而论呢！ 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王龙溪哲学、程朱学，以及明末清初的哲学，如王船山、黄宗羲等思想之研究。 主要著作有《罗整菴哲学思想研究》、《王船山读孟子大全说研究》，并有期刊、专书论文、会议论文数十篇。
我們……採取團隊接力的方式，來彌補自我的缺失，而鵝湖朋友二十載論學的相知，也差可避開詮釋理路的分歧。 高柏園先生……，楊祖漢先生……，岑溢成先生與本人……，皆開設「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專題」的課程。 岑溢成 積累十幾、二十年的教學經驗與研究心得，……。 顺便指出，在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简书》的《内礼》篇，作为旁证材料引入，期望有助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这在上述梁、郭之间的争论与商榷中，已有显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