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主任在論述愛國者客觀標準時正確重述並肯定了鄧小平的「愛國三標準」，並結合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法理理解與治理實際進行了內涵更新。 新的標準仍然是3個層次，是鄧小平標準因應時代發展的邏輯豐富和深化展開：其一，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其二，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其三，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田飛龍又形容，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實際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關鍵測試。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 田飛龍 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統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 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體主義的，是反共同體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模式與倫理則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和碎片化。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 港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的具體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田飛龍: 香港抗疫遇大考驗 田飛龍：治港者缺乏為民情懷
這就是中央改革要去解決的問題，因為放任不管香港必然是管治權的旁落。 忠誠廢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提出的一種現存於香港的現象。 2021年3月3日，田飛龍在香港媒體《明報》撰文，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21年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建制派有更高要求，絕非要打造「橡皮圖章」或「忠誠廢物」。 據其解釋，「忠誠廢物」所針對的並非任何香港建制派的人士，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 中國大陸媒體多維新聞載文解讀，認為其所說的「忠誠廢物」，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田飛龍：我覺得這個制度調整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周期，包括國安法在香港社會的實施，國家安全法制的教育其實還很浮於表面，沒有深化，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而新的選舉方案要求落實的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要將制度規範轉化成完整的認同和遵循還有一個轉化周期，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
理論學習，與內地的任職交流，以及更嚴格的幹部考核與競爭機制，理想信念與治理能力有機結合，不斷成長，這是「一國」所長，也是「兩制」（香港）所需。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認為她作為港英制度傳統下訓練成長的公務員精英代表，在理解和應對制度內普通管治任務時能夠做到專業化和有效執行，但在遭遇超出體制範疇的重大社會運動或外部干預時缺乏必要的知識和經驗加以應對。 在全球平等競賽中就好比中國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沒有道理逼著中國放棄行之有效的優勝模式。 而且隨著「清零」的經驗和執行機制的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架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支撐下，「清零」是可持續的，也是總體成本越來越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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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已在探索和加強其法律官員的國家法知識培訓與運用能力，但香港法院的司法管理中尚缺乏有關機制。 這個重新思考比較集中反映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論述之中。 此後我們看到，香港反對派並未理會中央的深刻焦慮和制度行動信號，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對話與溝通，繼續推進完全自治的政治進程，提出奪權三部曲與「真攬炒十步」，對中央權威與「一國兩制」底線繼續肆意踐踏和突破。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就香港抗疫策略撰文，批評香港的政務官未有真心實意，按動態清零原則及機制，並確信西方模式才是唯一正確選擇，認為香港的抗疫時明時暗，是因為在中西抗疫模式間搖擺。 2021年3月，全國人大提出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田飛龍就喺報紙寫文，話中央政府唔需要「忠誠廢物」，辣㷫建制派而出名。
- 這些反思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亂局代價換來的，是對現代治理體系與民主規範原理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理解，也基本反映在如今中央治港思路中，特別是這一次的選舉制度改革當中。
- 規範清，風氣正，參政者皆以愛國有為作正面競爭的法則，不以「攬炒」、「黑暴」、「港獨」為加官晉爵甚至炫耀國際的資本。
- 總之，香港抗疫是大政治，考驗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和承擔「一國兩制」戰略轉型重任的能力，也是對香港制度與國家制度互動性及其融合前景的重大測試。
- 港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 一方面就是建制派本身要加強政治人才的培養和建設，要意識到新的制度不是僅僅肯定他們的忠誠，給他們更多政治的舞台來展現，而是對他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危機感，要有競爭意識，要有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的能力上的一種更高的要求。
- 受Omicron變種病毒衝擊，本港第五波疫情已持續逾一個月。
面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病毒共存」的抗疫「兩面性」，我們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僅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香港社會短期內無法具備的制度瓶頸和社會認同瓶頸。 香港01：的確是這樣，我們幾年前就強調消極的、區隔的、被動的「一國兩制」很迫切需要轉向一個積極的、融合的、主動的「一國兩制」。 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在中央，按照權責統一的邏輯，香港走到今天，「一國兩制」今天面臨的考驗，中央也的確難辭其咎。 就像我們之前一貫強調的，過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思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香港的發展與繁榮也一再掩蓋了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田飛龍: 田飛龍社會兼職
相反西方的「病毒共存」放棄了政府領導和社會共同努力，單方面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對病毒變異及未來擴散的風險並無可靠的科學依據和控制能力，其總體成本只會越來越大。 他認為中國不會放棄行之有效且可持續的「清零」，香港唯有跟隨國家共進退，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及在國家戰略上不掉隊。 田飛龍批評，香港現時某些類似「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搖擺的繼續，以及醫療資源約束的結果，同樣是不可持續且存在擴散風險的，顯示出抗疫疲勞症之嚴重和西方宣傳攻勢之深入。 他指出，以愛國者治港重構香港選舉制度及管治體系，意義深遠，中央在國家安全與選舉安全領域的制度重構，行使的正是憲法賦予的「一國兩制」制度創制權，因而不是既往的「小修小補」，而是結構性、系統性的制度變革，是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豐富發展。 「與病毒共存」，其道德本質是自然主義的，是優勝劣汰的，是殘酷無比的：面對病毒，強者不願意與弱者共存，不願意為了與弱者共同組成的共同體而放棄部分的經濟利益和自由，而是任由病毒對弱者進行淘汰。
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始終就是僵化的，就是兩張皮，就是沒把「一國兩制」真正當做一個活物來對待。 所以中央考慮的是「一國兩制」怎麼克服危機，活出精彩的一個整體，一個有機的綻放的生命。 所以負責任地講，真正懂得「一國兩制」生命原理的還是中央，維繫和優化其制度生命的也是中央。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都是危機狀態下的應急立法，是保衞「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的保護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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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制權」的關鍵概念，「這是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不可能提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個巨大轉折，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港府抗疫不力，一場新冠疫情令本港經濟衰退，民不聊生，不少打工仔不單止被裁員或放無薪假，即使保得住飯碗，每月強迫供款的強積金亦蝕入肉，去年人均帳面虧蝕逾4萬元。 強積金計劃備受爭議，有工會調查顯示，近九成半指去年強積金計劃結餘出現虧蝕，逾八成打工仔不滿意強積金的回報、未能應付退休生活開支，工會認為結果反映強積金制度未能有效保障僱員的生活質素，且未能發揮「保底」作用。 田飛龍：愛國者治港本身就意味着對治港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對國家法律、國家知識的認知缺口必須要填上。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明報》撰文就「『忠誠廢物』是怎樣製造的？」一疑問提出數個角度以作參考：「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容許和不鼓勵獨立思考」、「中共政治制度和規矩中的主子與奴才關係」、「中共的名韁利鎖令人甘於成為「忠誠廢物」」。
至於未來的新特首是否達成相應的高標準和高要求，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需要察言觀行，給出表現時間，以具體事實為依據進行客觀評斷。 當然，作為香港本地培養和成長的特首，她也有着知識結構、政治意志、執行力、團結力、以及重大事變中優柔寡斷、錯失時機、進退失據等一系列不足，並在香港這幾年的民怨積聚和對抗中成為聚焦點和泄憤點。 田飛龍 但任何人身處其位，冷暖乍變，難與人言，都必須自己咬牙堅持下去。
田飛龍: 香港01：所以「忠誠的廢物」這個説法，是很有力的一聲棒喝，打醒了不少裝睡的人。
但這樣的管治模式有一個前提，即特區政府能夠實現良好管治，能夠搞定大部分的事情，能夠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就建制派而言，愛國者治港不是僅僅提供了更多席位和職位，而是提出了服務香港與國家的更高能力要求，尤其是對領導崗位提出了「堅定的愛國者」的升級要求。 這種要求是面向市民檢驗和問責的，也就是服務不好市民就必須下台。 對非建制派而言，是機遇和挑戰同在：機遇者，可理直氣壯與激進派切割，回歸忠誠反對派理性範疇，反而政治天地開闊，溫和泛民與中間派有望站穩腳跟；挑戰者，在外部干預失效及新制度嚴格要求下，如何努力成為愛國者並時刻保持底線忠誠，做建設性的民主派，一切才剛剛開始。
香港在中西之間，在「歲月靜好」時坐收平台紅利，甚至以平台取代能力而歧視內地人群和國家體制，但在社會動亂或自然病毒流行期間又高度依賴國家保護和支持。 所謂「與病毒共存」不是什麼先進經驗和標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的自私本質。 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資產和話語霸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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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覺得其實中央已經高度自信了，對「一國兩制」發展規律、矛盾處理方式以及它的最佳效用的理解也越來越科學、成熟。 在對「一國兩制」把握越來越清楚的情況下，也就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了，並且也注意去克服以往簡單拿來主義所犯下的錯誤及政策偏頗。 田飛龍：其實我本來出於善意，「忠誠的廢物」第一沒有點名任何個人，就一個現象來做出科學分析，第二是加以鞭策與激勵，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及時提示處在新的政治遊戲之下，從中央到香港市民會對他們有什麼樣不同的、更高的期待，是一個非常善意的引導，然後被某些人誤解。 我覺得誤解者顯然境界也是很不夠的，對自己既往的表現有些心虛，不能完整、正確理解新制度的規範意圖和要求。 中國大陸媒體多維則載文解讀，認為該詞所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並形容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香港01》有評論文章認為，田飛龍所提及的「忠誠的廢物」並非針對建制派，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亦是對建制派的政治表現、政治能力的善意提醒，一些特定人士根本無須「對號入座」，反而應該致力以政績服人，反躬自省。
田認為，香港社會無論是在教育、法治，還是社會文化、國家認同方面，與「一國兩制」新篇章的要求都還有很大的距離，要從自身加以查漏補缺，補足短板。 他認為，習主席提出的「愛國者治港」，成為香港高度自治權如何自我構成的一個指導性原則，香港社會以往一些蠱惑人心的宣傳話術、政治運動中的歪理邪說，將進一步被清理，對於「一國兩制」的正本清源和行穩致遠非常關鍵。 今天回頭看，無論是港英時期的制度，還是香港的普選民主，都有它的局限性。
田飛龍: 田飛龍︰愛國不等於愛黨 港人要尊重共產黨
奧利基於利物浦7季上陣175場，僅入41球，入球率平平，但多次在大戰取得重要入球。 27歲奧利基今季以自由身加盟AC米蘭，但表現平平，於各項賽事合共上陣21場，僅入2球。 【on.cc東網專訊】昨日(22日)一名18歲女子報案，指於周日(19日)凌晨在旺角界限街一酒吧飲酒後，登上一輛的士。 人員經深入調查後，昨晚約7時在沙田區拘捕一名36歲男的士司機，涉嫌強姦。 今晨(23日)7時36分，有駕駛人士途經灣仔摩理臣山道時，發現一輛的士停在路上，一名女子坐在車頂、狀似瘋迷，擔心發生意外，於是報案求助。
另外就是對於香港高階公務員，比如説司局長等，可以抽調他們到國家有關部委，還有一些國際組織當中去鍛鍊，讓他們多層次的成長，不要只侷限在香港本地而使得管治能力長期內卷化，不能得到成長。 所以特區政府跟中央要想辦法打通其中的關節，讓人才滾動、流動起來，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當他們在這些更加豐富的閲歷交流以及能力提升之後再回到香港，我相信他們思考問題就不會再是井底之蛙，一孔之見了。 田飛龍 香港的司法改革必須克服既往的「國家」盲點，以適當形式和智慧納入「愛國者治港」核心要素，將香港普通法塑造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雖然有了港區國安法，但是香港司法仍需面對改革，包括司法的效率提升，司法公開透明度，司法量刑的公正性，司法對公共秩序的保護能力，司法人員的國家法知識與倫理，以及真正立足「一國兩制」的司法哲學與裁判法理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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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分配問題、青年人發展問題、階層平等問題、社會正義問題，等等。 所以管治體系打造好之後，下一步顯然是要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問題，使香港社會更加公平，使每一個階層的人更有希望和活力，使「一國兩制」當中的制度紅利能夠擴展覆蓋到各階層。 比如説，香港特區政府也可以考慮組建一個理論中心組，展開周期性的學習，請權威人士給司局長上課，面對面地去解釋和交流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全球戰略及涉港安排。 關於國家的考量是什麼，香港該有的決策是什麼，香港自己有什麼問題，有什麼需要，也可以現場有一些溝通交流。 所以特區政府要有一個持續性的理論學習的機制，這個很重要，上行下效，這樣一種學習機制是蠻重要的。 田飛龍 此外，還有外籍法官（我曾稱之為香港的「客卿司法」）的問題，在英國威脅要停止外籍法官合作機制的情況下，香港司法怎麼探討自主、自立之道，已不容迴避。
田飛龍: 田飛龍：反外國制裁法能保護中國利益 香港有必要配合
故李家超的使命，首要當然是安全，但指向仍然是發展，特別是香港要繼續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服務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及大灣區高端服務業發展，同時促成香港自身經濟結構有效轉型和各階層普遍受益。 而且，有關香港特區政府機構改革和「北部都會區」的戰略規劃，他大概率是要接力推進的。 「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有濃墨重彩的角色賦予，任何人做特首都必須以此為要務交出合格成績單。 因此，「硬特首」也要有「軟治理」和「大發展」，才能符合中央和香港社會的共同期待。 從最小成本和最低管治風險來看，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長期執行的政策路線就是尊重甚至放任香港高度自治，對自身權力高度節制。 這樣一種間接治理模式對中央來說是最小成本，也是與西方最小摩擦的。
田飛龍: 專訪田飛龍：「忠誠的廢物」只是善意鞭策 一國兩制正在換個活法
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而且中央並不迴避問題，不害怕矛盾，也不怕外部的制裁和干預，而是始終從「一國兩制」本身對國家、對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撥亂反正，精準施策。 我相信這樣一個基本的管治風格，或者説習近平時代在「一國兩制」上積極作為這樣一種管治風格還會持續下去，這對香港社會重建、經濟發展、民生的調整與改良，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氛圍和信號。 除了港區國安法與這次選舉制度改革，同時中央也痛切地認識到香港社會確實存在一個深層次的經濟民生矛盾。
田飛龍: 田飛龍獎勵情況
田飛龍說，過去，香港長期存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二元對立，聲稱愛「文化中國」、不愛「政治中國」。 田飛龍：中央已經進行了嚴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檢討，我覺得從2014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裏面就體現出來了。 2014年白皮書寫了很多，最重要的一個新概念就是全面管治權，這本身就是一個反思性的概念，表明中央以前該管的沒管，該做的沒做，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制度、政策上的補課。
田飛龍: 田飛龍｜香港抗疫之難：在中西人道價值之間左右搖擺
他又指支聯會長期利用一九八九事件的政治遺產、香港過分包容的政治自由及海外各種勢力的支持，從事的活動攙雜具有政治顛覆性和煽動性的危害國家安全成分，必須根據國安法進行調整。 愛國者治港不是新生事物，而是在「一國兩制」奠基時刻即灌注其內的憲制原則，是香港憲制秩序的構成性原理。 鄧小平先生在1980年代多次論述「愛國者治港」，澄清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 港人治港表述的是高度自治原理，但這一原理不是孤立和無前提的，而是嚴格限定在「一國兩制」框架內。 分析中央治港思維的不同階段，田飛龍認為，從江澤民時代的「井水不犯河水」，到胡錦濤時代的「有所作為」，到現在的「積極作為」，這個階段性變化反映了中央對於在「一國兩制」中應當承擔何種角色、作用，有了更加科學完整的認知。 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田飛龍，對香港的最初印象，來自於在江蘇北部縣城讀小學時接觸到的香港歌曲和影視，在年幼的他看來，那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多元的大都市。
中央考慮要主動積極地承擔起在國家安全、選舉安全領域的管治責任，其最終制定的方案或者選擇的結果就是《港區國安法》和這次選舉制度改革，這是兩個最主要的抓手。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表示，這些制裁行為挑戰中國利益的底線，過往中國主要透過外交部或商務部的行政措施反擊，需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認為《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工具箱」。 田飛龍：「一國兩制」是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一場制度實驗，其周期是「五十年」。 「五十年不變」的真實含義不是所有的具體制度內容或規則不變，而是這場實驗的基本憲制秩序和取向不變。 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曾對回歸17年進行全面總結，提出關鍵性的「全面管治權」命題，之所以關鍵，也表明這是「一國兩制」上半場的缺陷所在，要進行法理矯正和制度補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