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燃燒石化能源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存在儘管仍未完成，卻已然造成巨大的破壞。 張君玫 物種、性別、種族、階級、宗教、語言、文化等群體分界線依然限制著我們的想像力，人類個體性的充分發展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存在主義計畫。 我們每一個都是身體個體，主體或個體性並不是原本就存在的東西，而是在生命過程中不斷實現和轉變的。 而生命的過程，無非就是各種異質能動者的接觸、交換和轉化，這個動態不斷跨越著暫定的物種或類別界線。
換言之，他失去的是我稱之為「體現知識」（embodied knowlege），以及演化中的展露（emergence）與創造。 可能是 〈Lone Circulates Lone〉中「小到無法量化的懸浮微粒」，或是〈Hotel California〉中「無法量化的好幾次意識日落」。 但同時，我們知道，這些也都是可以量化的，只是你要不要或想不想去量化，以及更重要的，你是否擁有進行特定量化的技術。 也就是說，這是關於有機體和技術之間共同演化，以及體現知識對於環境的測量、紀錄和感知。 因此，我從不認為任何個人的體驗可以宣稱具有代表性。 楊（Iris Marion Young）提醒我們的，在強調性別的體現經驗的同時，仍然必須注意性別作為社會結構的影響。
張君玫: 台灣沒有神學只有造神：如果信仰的是宗教明星而非教義，與追星族何異？
在美國政治的總總世俗-宗教的福音傳統中，包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政治，我找不到更適合我的立場了。 褻瀆可以保護一個人免於內在的道德多數，同時仍堅守對共同體的需求。 諷喻，是關於矛盾，拒絕消融到更大的整體，就算辯證地，關於同時抱持不相容事物的張力，因為雙方或全部都是必要與真實的。 它也是一種修辭的策略和一個政治方法，我認為那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中是比較榮譽的。 在我諷喻的信仰，我的褻瀆中，處於核心的是賽伯格的意象。
自人類從樹上躍下，開始其宰制地球的大業之始，各種病原（pathogen）即因為食物鏈的縮短而如影隨形地緊跟著人類。 故人類對地球的拓殖，尤其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全球流動，致使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黑死病讓西方人初嚐全球連結的滋味，但當時的流行仍局限於特定地區，而在當今的全球化局面下，人類面對疫病，可謂已無所逃於天地。
張君玫: 張君玫（Chun-Mei Chuang）
如此，在閱讀此書時，讀者才會認真看看，賽伯格在哈洛威來說究竟是甚麼意思，而沒有望文生義、自以為是的危險，也才有可能真正學到點東西。 張君玫（Chun-Mei Chuang）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書呈顯出從分子轉向延伸到跨物種化成的旅程，通往更多異質的探索。
但他們都同樣主張，以包含整體「意義」的句子為翻譯的分析單位。 林語堂捍衛中文的既定句法與「行文心理」，首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他並不認為中文是一個落後或需要徹底改造的語文。 對他來說，和世界上其他語文一樣，中文是一個合情合法合理，一個約定俗成的書寫媒介。
張君玫: 社會學的想像
借助當代的視覺化和測量技術，我們得以觀察到特定微型界線的動態協商，無不持續重塑了我們對於生物個體性（biological individuality）的理解，亦即所謂自我和他者的分界。 各種生命形式，包括以往不被視為生命或被視為缺乏獨立性的形式，都在不同尺度的演化事件中形成共生、寄生、合生的反饋迴圈，以及訊息共享的延伸系統。 第二章進一步探討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尤其是相關翻譯實踐的越界「分子化」運動，亦即一種跨越既定中西文化疆界的創造與轉化。 第三章從一個特定視角重探漢字批判在中國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定位，從而探討「書寫」的後殖民問題意識。 第四章把視野拉遠到全球女人的問題，從晚近人文思潮中「地方─倫理的轉向」出發，探討當代女性主義學術的幾個關鍵問題意識。 中國語文現代性中的翻譯實踐與論述，就是這種操作的一個實例。
- 哈洛威剖析近年來關於猴類和猿類科學研究的寫作，追溯了科學在文化的性別根源，堪稱這個傳統中的最佳典範。
- 在2017年3月，紐西蘭的毛利人在經過長達一百四十年的協商之後，終於為旺阿努伊河（Whanganui river）爭取到和人類一樣的法律權利，也就是法人的地位。
- 反之，班雅明所強調的「字面性」，以「字」而非「句」作為直譯句法的基本單位，突顯了一個尚未成形之「更大語文」的細部運作，就像「花瓶的碎片」，越過了既定語文的疆界與定義，從而指向了翻譯的分子化運動。
- 前不久，她才向副校長告狀，說我濫用教師職權，刻意以高分成績吸引學生來修課。
- 而這在論述上又往往不免被歸結到一個鉅觀的，整體主義的中國語文現代性計劃 ―― 新的句法，新的書寫，新的閱讀，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維，新的文化，乃至新的國族。
- 這是塗鴉網裡宇宙分子化的一面，是流動、穿透於一切界線與存在物的微細物質、資訊與能量底層。
張桃洲，2002，〈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 – 論20世紀中國新詩語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 反之，班雅明所強調的「字面性」，以「字」而非「句」作為直譯句法的基本單位，突顯了一個尚未成形之「更大語文」的細部運作，就像「花瓶的碎片」，越過了既定語文的疆界與定義，從而指向了翻譯的分子化運動。 不過，我要強調，這個問題絕不能化約到心理學的「自卑情結」做祟，或一種心理分析式的「對主人的欲望」。 而毋寧說，由於困陷於論述的二元對立架構，致使越界-創造的意圖本身無法認知到自身的分子化動態。
張君玫: 博恩自曝性侵惹議 教授批：對自己以外的受害者沒有任何理解
很可惜，但也幸好，我們只能和彼此一起生活在某種中介尺度上，那既是人的也不僅是人的尺度。 如此複雜的存在只能活在一個多重中介尺度的生活世界裡。 在人類最狂野的身心延伸中，我們想像，即使失去肉身，我們也可以繼續觀察、測量、感受，愛與記憶。 人類渴望去流浪，因為還有一個行星的家可以回，這個家叫做地球。 就像你的靈魂偶而想像離開身體，只因你以為還有一個肉身的家可以回。
- 他並結合了心理治療、動物行為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剖析了社會互動行為的各種「基本要素」──身體碰觸、距離、視線、眼神、姿勢、手勢、表情、音調等等──以及這些要素對於建立與維繫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作用。
- 此外，這也點像是選舉的樁腳，或是探勘的地標，讓同在類似生活世界中的讀者取得某種可以進入的幻象。
-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
- 張君玫首先細數人類與病毒的親密關係，並從中看到一種新的人與非人世界的倫理，最後並以臺灣的山椒魚為例，探討一種人與非人世界共存的可能。
- 我想特別強調，哈洛威很早就從人文社會的角度，針對生物學與靈長類學的﹁知識內容﹂，做深入的揭露與批判其性別偏見與父權知識建構。
- 這本書同時談論極「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極深的向度——「深空」（deep space）和「深時」（deep time）——也觸及肉眼幾乎看不見的「暗物質」（dark matter）。
這段關於文學創作的話，意外地適用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當初所面臨的越界創造性任務。 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中，透過文化改造的集體企圖，語文的變異性與可塑性被突顯出來。 事實上，語文原本就是一種彈性空間很大的場域，無論就字的構成，或句子的文法來說。
張君玫: 性別團體
著作包括《生態文學概論》（主編）、Key Readings in 張君玫 Ecocriticism（合編）以及《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榮獲第八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等。 本書是華語世界第一本回應疫情而產生的跨界反思之書。 匯集了包含歷史、經濟、政治、文學、社會、美術等不同學科的重量級學者，從疫情所激發的省思出發，針對兩個相關並相互交涉的議題──「全球化」及「人類世」──進行審視與探索。 文章雖各從不同專業角度出發，但論述互有燭照與呼應，為這兩個議題所凸顯的人類命運之危機，做出了最具當代視角及前瞻意義的反思。 張君玫 因為治安良好，當你抱著電腦到咖啡廳去工作時，你可以放心地把隨身物品放在座位上，離座去使用洗手間，或者去櫃檯點單。
事實上，「母親」所承載的社會意涵，無論是被瑣碎化，或是被神聖化，都映照出女性個體的社會處境。 哈洛威之前的著作《靈長類視線》（Primate Visions, 1989），被該領域中的學者譽為「傑出」、「原創」、「精彩」、「重要」。 《猿猴、賽伯格和女人》收錄了1978─1989年間的文章。
張君玫: 身體與性
她有時說自己是「反社會的社會學家」，但我不這麼認為，儘管她總一身哥德式黑衣裝扮，可能有人誤以爲她很兇，其實她待人友善，不只參與研討會、讀書會等學術活動，且不排除從事陪伴朋友喝酒等social活動。 可以肯定的是，她確實是一位奇詭社會學家，因為她不太管什麼田野調查和統計分析，反而花很多時間在關注一般社會學家並不在乎的各種奇怪有機體。 就算是科學社會學家，也通常專注在特定的研究類型；但她提出的是一個穿越不同知識領域的跨界探討。
欲望不僅表現在符象和語言的層次上，同時也流淌著逃脫符象化的欲求與渴望。 要掌握文化內在欲望的韻律，除了更扎實的理論探討和意識深耕之外，也必須願意花功夫去檢視中文論述場域以及台灣本土論述場域中的重要線索。 在相關報導中，讀者會看到諸如「基因賊」或「竊取」等詞彙。 張君玫 但所有巧妙的竊取都有其技藝，在這個例子，以及較常見的微生物水平基因轉移，精煉此一技藝的往往不是特定基因的來源和接收體，而是橫跨其中的病毒。 這是一則漫長的共同演化敘事，也是關於界線的拉扯和協商。 植物為了抵禦昆蟲，發展出可以製造特定毒素的基因，同時也擁有可以中和此一毒素的基因。
張君玫: 性別研究單位
檢視中國上世紀的西化論述，將發現，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在這兩種論述策略的主體位置之間來回穿梭迴轉。 這種文化二元對立論可以說是百年來關於中西文化論戰的重要主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分別發生了這樣的論戰（而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之所以中斷主要是因為戰爭與高壓政治統治）。 回顧這些論戰，可以發現，中國和台灣的知識份子一直努力試圖跳脫中西二元的思考方式，卻往往一再（在論爭的結論中）被拉回來。 張君玫 比如，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本位文化論戰」，以陳序經的「全盤西化」對立於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到最後，胡適建議用「世界化」取代「西化」一詞，卻又立時被西化派打成「折衷派」。
我們正在或想要重構的不再是秩序，而是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界線。 生態糾纏（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事實並沒有解開人類對於純粹的迷戀。 這樣的意向「補充」或「互補」，當然是建立在一種「普遍語文/書寫」(a universal language/ script)的理想。 根據這樣的理想，每一個語文都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必須在互相翻譯的過程中邁向完成的。
張君玫: 因為您查詢了關鍵字: 張君玫，推薦您可能感興趣的商品
「所有關於我的一切都是數字。」這句話出自林新惠《瑕疵人型》中的〈Hotel California〉，或許可以說是這本小說集的主題曲。 自我、關係、性別、社會、感官、靈魂、皮膚、記憶，以及程式。 但若一切是有限的，對有限的微分，依然可以無限，卻似乎少了一些什麼。
張君玫: 性別教育
這樣的演化橫跨肉眼科學的直觀與概念，以及組裝配置越來越複雜的延伸認知。 系統的概念讓我們看到更大的圖像，同時要求我們去看見更小尺度的過程。 從十七世紀末至今成像技術（imaging technology）的快速增生，促成了科學和哲學的分子轉向（molecular turn）。 如同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言，我們身處並參與著各種意義的內爆（implosion），包括主體和客體之間，文化和自然之間，生物學和資訊學之間，有機體和機器之間，事實上，各種範疇對立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將他們的批判火力聚集在中文作為一種翻譯目標語文的不適任，或魯迅所言，「中國文本來的缺點」。 反之，班雅明並沒有主張任何特定語文比較高階或低階。
張君玫: 藝術
一切始於我們對自己的追求，但我們唯有透過尋找他者才能看見自己。 蓋婭的理論始於人類探索何以這座行星可以支持生命的形成，隨即發現生命一旦出現就開始了分子層次的纏繞塗鴉，並促成這座行星的生命進一步演化。 但有時候，遙遠時空的迷濛「他者」形象，遮掩了此時此地的生活。
張君玫: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同時間，印度北阿坎德邦高等法院也賦予恆河和亞穆納河（Ganges and Yamuna rivers）法人的地位，這個決定是為了保護受到高度污染的兩個主要河流，但在北阿坎德邦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之後，已遭推翻。 很多人可能以為這只是人類如何看待河川的問題，但其中不僅牽涉到複雜的環境保護議題和原住民族主權的爭議，更凸顯了數百年來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往外擴張而加速惡化的環境處境。 在理論思考的層次上，從上個世紀晚期開始，科學科技的發展讓我們更加注意到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力，以及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扣連或組裝。 科技物的能動力，以及自然的能動力，都再也不是難以想像的概念，而是必須嚴肅加以檢視的思考方向。 波娃一生中沒有生育，這是出於她自主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她致力於自身個體性發展的存在主義計畫。 關於波娃對於母職的看法，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她複製了男性文化的厭女症狀，也有人認為她的觀點其實更複雜迂迴的。
在這些透過恰當的信任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安全親密空間內，即使有時候看起來是把自己的軟肋交在另一方手裡的人處在一種更危險或更劣勢的處境之中，但由於信任關係的保護，他們雙方都自由，沒有誰受到誰的挾制。 這樣的關係除了在專業場合中，以及在日常生活裡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互動的過程中，會帶給我們更多自由之外，其實在更親密與私人的領域中更是如此。 在關係愈是親密的人面前，我們會展露出愈多自己脆弱的一面，讓對方來分擔或承接，而之所以可以安全地做到這樣的事，也是因此有恰當的信任關係在背後支撐之故。 《社會學的想像》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名著之一，也是米爾斯畢生功力之所萃，問題意識鮮明，下筆則是犀利至極，讀者遍布各方，不僅限於社會科學界。